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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分人相信，預防癌癥發生顯然比治療更好，但是受經濟規律的影響，科學家會選擇治療癌癥作為研究目標，而不是選擇預防。美國的系統和FDA藥物批準程序是決定科學家這一選擇的原因。只需要延長癌癥患者幾個月生存時間，就可以獲得藥物有效的認證，這也不需要太長的研究周期。
這是麥克阿瑟基金會“天才獎”的獎金獲得者MIT經濟學教授Heidi Williams的發現，他與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Eric Budish，利用MIT創新、創業和戰略管理助理教授Ben Roin發明的新技術，一起對這一問題開展研究。論文作者通過郵件提出，對癌癥早期開展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，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，社會給私人企業提供的這方面的激勵非常少。也就是說，企業對癌癥早期的研究或預防研究非常少。
因為保護期是確定的，當獲得藥物后，制藥公司會用zui快的速度向FDA提供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證據，這一過程越快，依靠保護獲得新藥高比例利潤的時間越長。開發對晚期癌癥治療藥物顯然能更快完成藥物研究過程，而預防癌癥發生要獲得確定性證據非常困難。病情發展越快，獲得明確有效的難度越小，雖然這種效果可以非常小，例如只能延長患者幾周的壽命。
這種現象甚至都被寫近藥物化學教科書中，“一些化合物從沒有被開發為藥物，因為保護期太短，導致無法收回藥物研發成本。”（更不要說有一些沒有保護的化合物，幾乎沒有人會把這些物質作為新藥去研究，因為不能換取保護利潤）。
FDA批準藥物上市必需經過臨床研究的規定已經有許多年，雖然藥物保護期為20年，但藥物真正受到保護的時間平均只有12.5年。
研究發現，1973年到2011年之間，美國有大約12000項晚期癌癥研究，這些患者只有10%可生存5年。但針對早期階段的研究只有6000項，這些患者70%可生存5年。超過17000項是對存活希望渺茫的癌癥復發患者，而預防癌癥的研究只有500項?；颊哳A期生存時間越短，被納入研究的比例越高，雖然符合研究機構利益，但顯然不符合公眾利益。
Williams女士的研究估計，這一因素導致僅僅2003年被診斷為癌癥的美國患者共失去89萬年生存時間。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有很多，如通過立法工作賦予FDA基于健康改善代替生存時間作為批準新藥的標準，這些指標包括白細胞計數和白血病骨髓特征，這些指標和生存高度相關，能加快白血病藥物臨床試驗的速度。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根據藥物研發時間調整藥物保護時間。雖然1984年哈奇·維克斯曼法案考慮到這一因素，但仍然不能滿足保護這些藥物研發者積極性的目的。
文章提出的問題確實存在，但分析并不全面，臨床和藥物研究，不全部都是來自藥物企業，也有一些屬于科學家申請政府基因開展的工作，對科學家來說，zui快zui容易驗證研究思路的設計是醫學生物學研究的常規，否則不能在一定時間內完成課題，寫出文章，就難以申請到新的研究項目。所以針對晚期癌癥開展研究也是這些科學家的必然選擇。
一般來說，預防性藥物藥物存在的困難比較大。例如他汀類藥物，就是典型的通過控制血脂，減少動脈硬化，預防心臟病和中風。但是即使動脈硬化，也不是所有患者都會發生心臟病和中風，只是幾率增加。雖然控制血脂減少動脈硬化確實能減少心臟病和中風發生，這已經取得了臨床研究證據，但是顯然并不是對每個服藥藥物的人都有實質價值。本質上是為預防少數人可能發生的嚴重疾病，大家一起控制血脂。而且這種藥物也會帶來一定副作用，這種副作用和預防效果之間就需要進行權衡。雖然現在的結論明確，服藥預防心臟病有實質價值，但這種結論是經過許多年才獲得的。預防癌癥發生，比心臟病發生的幾率更低，而且種類多，集中到一直癌癥，就是罕見了。所以用藥物預防癌癥，獲得臨床研究證據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難。如此困難的研究，如果沒有更*，只能讓慈善家出資完成了。
